臣九成曰：日者，人君之象。人君德充于内，无邪心非意摇之，嬖臣女子乱之，权臣奸夫惑之，夷狄盗贼谋之，则方寸昭然，辉光四达，日安其序，理固然也。臣尝考尧、舜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书，皆不书日食。以谓略而不书耶？尧寅宾寅饯，舜察璿玑玉衡，夏克谨天戒，商有天灾之训，周立保章之官，其谨于天文盖可知矣。然而不书日食者，有以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德之明也。至后羿作乱，则辰弗集于房；幽王失道，则诗人以谓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丑」。是知日之所以食者必有以也，臣请推而明之。夫人君之德，与日同光，及夫邪心四起，非意已萌，嬖臣预政，女子荡心，权臣执柄，奸夫窃鼎，夷狄外侵，盗贼内起，恶气积稔，上见于天，不可诬也。然而因日食之深浅，可以验恶气之重轻。至于日有食之既，则朝廷盖可知矣。记《礼》者之言曰：「男教不修，阳事不得，适见于天，日为之食。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，修六官之职，荡天下之阳事」。其言修六官之职则是矣，而不及人君省躬之义，臣切疑之。臣以谓日有食之，人君素服减膳，避正寝，岂无谓哉？其意盖将使人君退而自省，曰，非心起而邪意萌乎？嬖臣预吾政乎？女子荡吾心乎？权臣执吾柄乎？奸臣窃吾鼎乎？夷狄将外侵、盗贼将内起乎？安意定志，怆前日之失路，而誓后日之自新，庶几其免于祸乎。然而与其日有食而后自省，窃以谓不若未有天变而日三省之。三省之学，臣已陈于前，此不敢复渎圣听，伏愿陛下力行之。至于鼓用牲于社，此又声阳气以攻恶气之义也。虽然，是礼也，乃天子之事。《传》曰：「日有食之，天子不举，伐鼓于社」。鲁何为而有此礼乎？成王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，故鲁因仍而僭之。夫周公虽有功，人臣也，安得用天子之礼乐乎！成王之赐，伯禽之受，皆失也。使周公在，臣知其必辞矣。孔子曰：「鲁之郊禘，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」。故因用牲于社，复书之，以见鲁国承袭之失而莫之正也。圣人辨名分如此，安得而有乱亡之事乎？故曰：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其后文公十六年冬十一月，宋人弑其君杵臼；十八年夏五月，齐人弑其君商人；冬十月，莒弑其君庶其；成公十七年十二月，楚人灭舒庸。皆恶气兆于此时也。臣因日食知恶气之积稔，然后知凤凰来仪，百兽率舞，即二帝之和气，而天降甘露，地出醴泉，即先王之和气也，岂自外来哉？皆其心中之物耳！然则人主之处心积虑，可不敬乎？此臣所以愿陛下力行三省之学也。

进讲毕，执牙篦进曰：「臣闻孔子之言曰：『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』。圣人意到语到，犹为此说，况臣意识昏蒙，文辞浅陋，岂能发挥《春秋》之至意？臣今意有未尽者，更欲为陛下言之」。上曰：「如何」？对曰：「适臣论日食之变，本于恶气，恶气之萌，起于恶念，不芟夷蕴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将奔腾四达。上触乎天，则日月薄蚀，五星失行，飞流彗孛，盈满苍穹；下触乎地，则菑及五谷，祸及百虫，山摧川溃，草怪木妖；中触乎人，则为兵为火，为疠为疫，为小人，为女子，为谗夫，以败乱国家之政事。是则恶念之起，可不即加扑灭乎」？上曰：「是是」。再进曰：「臣尝读《易·坤》之初六，不觉抚卷而叹，盖《坤》之初爻，五阳在上，一阴在下，生其卦为《姤」》。上首肯曰：「如何」？对曰：「一阴者，恶念也。圣人悯之，故发之曰：『履霜坚冰至』。夫霜轻而冰坚，此众人所知也。履霜而知其为冰，圣人所知也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恶念之起，如霜之轻，不即除之，日复一日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故其恶至于如此。孔子断之曰：『由辨之不早辨也』。此盖言恶念不可不亟去也。在《易》为履霜之说，在《中庸》则为慎独之说」。上注视曰：「如何」？对曰：「臣爱杨时之论，曰：『独者交物之时，有动于中，其违未远也。虽非视听所及，而其几固已瞭然心目之间矣，其为显见孰甚焉。虽欲自蔽，吾谁欺，欺天乎』？此盖言恶念之萌，不可留于心也。臣又读西汉《燕王旦传》，窃怪其怪异何如此之多也！如虹入井，豕坏灶，乌斗鹊，死鼠舞端门，天火烧城楼，大风坏宫室，拔折大木，流星下坠。及细考其传，卫太子死，齐怀王薨，旦自以为次第当及，乃求入宿卫。呜呼，此诚何心哉！恶气之萌，盖起于此也。使燕王旦素知学问，离绝远去，妖怪何自而有乎」？上曰：「极是极是」。又对曰：「惟其留蓄在心，遇事滋大，故武帝死，闻丧不哭，乃曰玺书小，疑有变。此盖前日宿卫之恶，至此而滋炽也。此念不已，又上书朝廷，请为武帝郡国立庙。及朝廷赐之钱，乃曰：『我当为帝，何赐也』！恶念成矣，弗可救药矣。乃僭貂蝉，乃僭车服，至赂遗盖主、上官桀，为篡弑之计。臣静观其方寸中变怪如此，故凝结成象，有虹豕乌鹊之妖，岂自外来哉，皆其心中物耳」。上曰：「是心中之物」。对曰：「臣尝为之说曰，恶气在物，皆知厌恶，恶气在心，而不知自恶，吁可怜也。且凡庶恶念在心，刑戮斧钺，身自当之，祸及一身耳。历观自古人主，恶念不去，日以滋甚，岂止祸及其身？上累九庙，下殃四海」。上愀然。又进曰：「陛下圣学高明，于《春秋》诛意之说，曾子三省之学，必当知其所自来。区区之意，因论日食之变本于恶气，恶气之萌始于恶念，故推以及此。庸愚琐陋，上渎天听，臣不胜战慄之至」。

所以致天下之治在道，所以行天下之道在心。古之圣人修之身，举而措之天下国家，至粹至美而丝毫之无杂，至久至远而须臾之无间，夫岂有他哉？其心术之妙见于天下，有不可得而名言者，天下之人见其然，而昧其所以然也。于是言动求之而不得，礼乐求之而不得，度数求之而不得，则以为圣人之心或几乎隐，而不知其心术至粹至美，至久至远者，未尝不行于日用之际，未尝不行于天地之间。凡所以育万物而抚四海者，盖无往而非纯懿也，岂可以言动之端，礼乐之具，度数之末而求尽其妙哉？深知乎此，而唐虞三代之所谓纯懿者，如取诸目，如指诸掌。王道之论有未尽者，请因而毕之。纯懿之道，帝王之心也。其本出于心，其用达于天下。尧不得之无以为尧，舜不得之无以为舜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不得之，无以为禹、汤、文、武。然而天下之人皆知纯懿，而不知其所以为纯懿者，不能论圣人之心故也。夫纯懿之在心而不在政，自心而发于政，则唐虞三代之纯懿可得而见也，自政而求其心，则唐虞三代之纯懿不可得而见也。尧之理阴阳，舜之叙百揆，禹之修九功，汤之正六事，文王之和庶狱，武王之范九畴，天下之事无不毕举。当是时，民休而不役，刑寝而不试，礼乐则兴，学校则辟，此皆其纯懿之发于政者，天下可得而见也。至于正心诚意之本，修于宫庭屋漏之间，勤于夙夜旰食之际，诚明以得之，中和以养之，仁义以行之，礼乐以文之，其于为善动容周旋，颠沛造次，无一毫违于道者。及其发于至幽而见于至著也，不令而人信，不威怒而人感，无声臭之可接，无始卒之可穷，此其纯懿之本于心者，天下不可得而见也。故尧之心见于钦明，其所以钦明者不可见；舜之心见于浚哲，其所以浚哲者不可见；禹见于无间，所以为无间者不可见，汤见于日跻，所以为日跻者不可见；文、武见于式孚下土，所以为式孚者不可见。夫是以其用不可测，而其功不可穷。非真心之如此而动，如此而静，如此而始，如此而终，一于纯懿而不可见者，孰能与于此哉？由是言之，纯懿之心，唐虞三代治天下之妙用也。论唐虞三代之纯懿，而不论其心，是言乾而不言健，言坤而不言顺，亦不穷其本矣。且三代之时已与唐虞之时异，三代之治亦与唐虞之治异，然言治必曰唐虞三代，岂非以其心同于纯懿而不可以异欤？是知言心之道，岂独唐虞三代为然哉？后乎此，有圣人焉，亦不出乎此矣。然而不能者非不能也，不为而已。故汉高祖杂于纵横，文帝杂于黄老，武、宣杂于刑名，光武杂于谶纬，是则汉之治失于杂而不为纯懿。唐太宗怠于贞观之末，明皇荒于开元之末，宪宗惰于元和之末，是则唐之治失于末而不得为纯懿。非失于治也，失于心故也。向使汉之君移其杂好之心而一于道，唐之君移其慎始之心而一于道，虽不可以望唐虞三代，而其用心岂不庶几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万一哉？且孔子、颜子皆不用于世者，而孔子则曰：「文王之后，文不在兹」？颜子则曰：「舜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」！岂非同其道故耶？岂非同其心故耶？夫惟圣人之道同，故其心同，孔、颜犹同于舜、文，况于有天下之君，而以唐虞三代纯懿之心为心，则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盛，易地皆然矣。